《九月裡的三十年》

(寫於2014年9月29日)

眼下是香港的佔中運動，昨日讀完《九月裡的三十年》。亮光恍恍，大歷史小歷史，讀完小說就去找來The cure那首watching me fall，其實不像小說，這是日記吧，幾乎都是切身的小事織就；然而恰好在這樣的小事裡經年，真實與不真實交錯，身邊的人來了去了自己也來了去了，支撐她的是幾個樂隊，某些不安定的勁頭，可以是一部迷人的晨間劇吧，但沒有晨間劇那種美好前行，一路上是，磕磕絆絆，沒有盡頭也沒有希望。很難說出豐瑋究竟想說些什麼。她重覆又重覆某些話語，自己也明白某些造作的腔調，不是王安憶那種辛辣精彩，也沒有貼著哪裡或專注於某個時代寫就的魔幻；女主角胡琴離開，回來，從眼睛到樂隊，對時間彷若有所思索，一個人的一生裡也許都有過的，犯的錯，傷的人，執著的時刻，秘密裡幫了什麼，誤會，逃避，躲閃…其實全不要緊，關係到後來各過各的，竟也挺好。最後陪在好友凡阿玲身邊的不是她最愛那個宮商羽，她堅持趕走他，而是愛她那個秦瑟，此生已無甚事，在凡阿玲走後像當年一樣給自己子彈，而且得著。

九月結束前讀完小說是有意的，今年九月過三十歲生日，很久沒一口氣讀完小說。事物是習於重覆的。可是重覆或積累與發生並沒有絕對的關係。人的怪異之處或許就在於這種不可測，無以回應，沒有什麼能推出必然結果，可能這樣，可能那樣，你可以默不作聲看一看，可以上街頭一起吼啊叫喊啊，在人群裡經驗一種歸屬感。就要發生了嗎？還有什麼會發生呢？其實你沒有太多失望，又可能你知道你會活得很好，強壯，你只是討厭那種言不由衷的空蕩蕩。要不站起來讓事情發生吧，要不你的憤怒會被自己澆熄，張貝思對胡琴說你知道我最害怕的事是什麼嗎，我害怕有一天你看不起現在的我。

其實沒怎麼樣。三十年也不過是，某一個階段。學校的，工作的，再多讀一點書的，再多折磨一些事的，稍稍知道一些「世面」是什麼了知道了怎麼在場面裡說場面話，知道了死亡，觸碰悲涼，再不能用尖酸的話捉弄大嘴教授，又或身邊的人有了家庭（不都是當初急著逃出來的地方嗎）或有了孩子，胡琴明白張貝思說的是什麼而那其實真沒怎樣，舊戀人碰頭沒有什麼舊日激情更多的是對生活荒蕪的理解。邊鐘爺爺的信安詳得像是童話，純真，美好，完整，對於愛情他說，人群裡一眼望見的獨特輪廓，對於三十年他說，「一個年輕人在三十歲之前，胸口基本是脹滿的，等三十歲之後，才開始放空，逐漸成為一樽空杯。」邊鐘愛上凡阿玲而後離開普世醫院同一個甜美小護士結了婚成了一個跨國醫藥公司的斯文商人，信也逐漸只是信不再有什麼力量了，「逃避去過最普通的生活…眼前不是很多人都在逃避嗎，漸漸逃避也就舒坦了。」

像是靈光一閃，閃現的剎那什麼都明白，然一閃即逝，如此就可以了，如此安穩妥適；只是能夠時常有靈光嗎？沒有要評判什麼，而是每個人終將得著自己所想望的路途走下去。但沒有關係的，時間本是一個存在的概念。初到北大的胡琴扔到字簍的〈荒涼〉：「如果問我青春是什麼／一種下雨天很平常的荒涼」被秦瑟撿去譜了曲唱，再一首：「在山河與宇宙／在未來／會有一個理由在等我嗎／讓我此生無比留戀／九月裡的三十年」直到後來的後來，凡阿玲稱作「有質數氣質」的女星白風琴罹癌，凡阿玲自身罹癌，胡琴希望那個九月長如三十年。我喜歡她這麼寫：

『「比如，雖然客觀來說，妳只有今天到後天是自由的。這是人世間的時間，地球上的時間，我們醫學試驗用的時間，妳的主治大夫跟妳宣佈的時間。但是，我和妳通過一個神祕通道，穿越，到達另外一種世界，在那裡我們開始未來十年的夢遊，在這未來十年，妳還在唱，還在演，屬於舞台的生活。時間無限長，重新定義刻度。雖然最後結束，回到人世間，日曆只翻了兩頁。不如這麼說，也許更通俗，像孫悟空以月光寶盒穿梭時空。」

想將瞬間放入一生。想將九月變成三十年。帕斯捷爾納克的詩：「一日長於百年，擁抱無休無止。」』(頁247)



《九月裡的三十年》，豐瑋，印刻出版，2011。

「可可種植園主用五十萬雷伊斯的鈔票點煙」

「在巴西，可以很容易地把那些傳統的大莊園主，以及所有的顯赫人物封為『上校』(coronel)。書中的這一段引自若熱．亞馬多(Jorge Amado)1946年在蒙維多發表的小說"São Jorge dos Ilhéus"。書中還寫到，『可是，連孩子們都不去碰可可果。他們懼怕這種形狀像椰子、核子甜滋滋的黃色果實，因為可可使他們一生只能吃野果和乾肉。』實質上，『可可才是主宰一切的主人，連上校也對它敬畏三分。』(若熱．亞馬多，"Cacao"，布宜諾斯艾利斯，1935年)。1969年他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出版的另一部小說名叫"Gabriela, clavo y canela"，書中的一個人物在談到1925年的伊爾埃烏斯時，豎起大姆指說：『現在在我國北方，沒有一個城市的發展趕得上伊爾埃烏斯。』可是現在，伊爾埃烏斯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 Eduardo Galeano，〈蔗糖國王和其他的農業君主〉，註釋62，《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南方家園，2013。

多岐一雄〈離婚〉

〈離婚〉寫的是一對年輕夫妻，妻子在某次某個情境下提出分手的要求，先生同意了。簽好了協議書，妻子也帶回娘家，先生關心妻子此後的工作，短短的分手期間兩個人得將共同生活劃清、些許糾纏但彼此都明白其實再容易不過。一切顯得如此平常，偶爾的埋怨，也想過挽回，但是沒有，一切就這樣發生。妻子搬走了，也許是最後一次見面，先生想邀妻子跳舞而被拒絕，妻子問：我們曾經真心誠意地想要一起生活，是不是？先生說：我沒有自信，但你是那樣的。全篇小說在這裡點出了那個相愛的歧異：我不再愛了，是因為這樣就夠了。對你來說你以為你是被動接受我的決定，然而那是彼此都隱忍許久的生活磨蝕而成。你是真的關心嗎？你只是裝模作樣而已。多岐一雄寫出了反覆的、淺淡的苦澀，彷彿在那種模糊不能確定的未來面前，連最後一點可回憶的什麼也不重要了。

多岐一雄作，劉慕沙譯

《文藝》55期，1974年1月

譯自《新潮》60卷第4期

補充：〈離婚〉是第49回芥川賞（昭和38年/1963年上期）候補作品

看到楊佳嫻寫《絕美之城》：『…我喜歡小三八和長頸鹿，喜歡博物館深處打牌的老婦人，那些靜謐枯槁的公主，逆光裡的雕像，喜歡男主角逼問某個猛然撞向城牆的藝術家：「妳所謂『共鳴』到底是什麼？」啊，也喜歡那場葬禮，如此作態、戲劇化。黎明前停滿了鸛鳥的陽台，煙藍霧色中浮現競技場廢墟，百年一夢，如一滴曾經是金色而落下來時變成石灰的眼淚。』是的，但是關於那場葬禮我還想多說些什麼，我以為憂傷恰好藏在那種已經被預知而且說出的作態裡，那使得女伴稍稍驚奇了，她以為她知道了他的把戲並且欣賞他的演出，可她同時也發現了他溢出表演以外的使她不知道那究竟是否算作節制的痛哭，或者根本就是表演而已。憂傷行禮如儀，於是我們可以偷偷暗渡那些不該被表露出來的，不是嗎？憂傷成為閒話的時候，就不會有人注意到你不想被發現的事了。我喜歡起先慶祝生日那場冗長的party在黎明之際主編醒來發現空無一人，桌檯的杯盤其實並未狼籍一片甚至酒杯也還像是等著被順手拿起，party發生了嗎？party結束了嗎？日夜無盡虛擲，因為明白自己與他人可說與不可說的，他溫柔，明快，我喜歡他來到初戀情人的家索求死者的日記，情人的丈夫同情理解但日記已經丟棄，介紹新女友時他歡快重複了她的名字，隨即反應那是杜斯妥也夫斯基的某小說角色時臉上滿滿的笑意，他不在意誰是否讀過了杜斯妥也夫斯基也不在意她他是否知道那名字，追念已經完成，各自有各自的走法，那樣很好。我喜歡離去的那個始終沒能成功吸引女孩注目的編劇者說，這裡讓我太失望了。我喜歡所有的離去，儘管他明白，在他家院子裡最華麗的火車遊戲從來不能讓人們抵達哪裡，生命滯留在這裡，荒誕滑稽，有所留戀。

絕美之城 La Grande Bellezza／保羅索倫提諾(Paolo Sorrentino)／義，法／2014

「如果問我青春是什麼／一種下雨天很荒涼的平常」

(豐瑋，九月裡的三十年)

日常艱難－－《愛．慕》

AMOUR. 愛。恐怕回過頭來，沒有人知道那是什麼吧。一直到Georges悶死Anna，我忽然弄不清楚價值究竟是否有排序問題，忽然感到可以的，走到這一步請你親手殺了我，然後又感到惶惑氣憤：為什麼?為什麼不活下去?我是說，至少是Georges活下去?Georges一手佈置兩人的死亡，對他來說那可能是比活著更重要的事；女兒Eva有她的生活，她的選擇，她不會明白。Anna已經胡言亂言的時候斷斷續續地說，好漫長啊，那一刻覺得渾身發抖，Georges笑著說，是，我也很困惑，那裡開始眼淚停不下來完全失去控制，你真的了解我嗎?如果像Eva那樣，像所有對待物品般的看護那樣，Anna再也不會是那個他深愛的人，她竭力維持的尊嚴只剩下他明白並且是他唯一努力的事。日常艱難。日常一旦變得艱難，再也沒有別的值得費心的事了。一旦那樣，究竟是要活著，或者不?Georges決定了這件事，只能是他。是他的自私，是他對自己的信任，是他希望的完整。他優雅，謹慎，保持得體。他在門窗貼好膠帶，剪下一朵朵小花，打開水龍頭，「原來沒有那麼難」，不知道寫給誰的信。後來，在他的幻覺裡，Anna提醒他穿上大衣，他們正要赴一場音樂會。Eva走進那間其實有點太大的房子，明白她的愛，以及，她與母親Anna，其實那麼疏離。


《愛．慕》Amour, Michael Haneke, 2012

看飢餓遊戲2，不知怎的掉了很多很多眼淚。手去摸放在前座背掛勾包包裡的面紙，抽了一張擦完，下次再掉淚就忘記究竟是把面紙塞回去還是放哪去了，因為一直掉很難用手背抹去，還好在包包裡又摸到了。大概是這樣，淅瀝嘩啦。

天氣明明很好，又冷又好。

『他們又在門廊下逗留了一會兒，望著好似盛滿白雪的月亮從遠處湖泊所在之處冉冉浮現。夏日已遠，時值小春。草地冰涼，無霧也無露。他離去後，她會進屋燃燈闔窗，而他會沿著小徑走回鎮上。對這兩人來說，人生匆匆來了又走，留下的不是苦澀，而是遺憾，那並非理想的幻滅，那僅是未竟的痛楚。他們握手告別時，灑下的月光已足以讓兩人清楚看見彼此眼中積存的善意了。』


(Francis Scott Key Fitzgerald, 'The Lees of Happiness', 劉霽譯，《冬之夢 費滋傑羅短篇傑作選》p.143-144)

還是會想到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也許是因為我停留得太久，已經在這裡生了根吧。想不起是第幾次記起pent house咖啡那個下午的綠茶黑啤酒，那間店又是第幾次改頭換面到幾乎難以辨認的程度；它最近變成了一間百元火鍋店，生意很好，大概是因為天冷了。一樣的落地玻璃，一樣的閣樓小間，人們對座吃著暖呼呼的火鍋料理笑咪咪，店招在夜裡發亮。每一次那個下午的光線重新在想像中演繹過，我都感到心臟溫溫熱熱，再沒有了的剎那，我們在閣樓，我坐在面著L型落地玻璃的這一側，夏日陽光穿透落地紗質窗簾，時間就在那裡終止了，不怎麼樣的餐點，甜美輕快的店員，17歲，所有的17歲。妳把黑啤酒加進附餐的綠茶，拿了cocco最後一張精選到樓下問可不可以播放，店員爽快的答應了，綠茶很甜因此我以為黑啤酒是好喝的，我們最後是怎麼離開的呢?我們要回了那張CD了嗎?整間店整個下午空曠而可以任意揮霍，因為太渴望這種自由而把其他都耗盡了。其後很多年我都感到某種不得可和矯情。前方有一個拿著吉他的中年人，拿著的姿勢像是醉了，把吉他當作長柄刷那樣扛著，胡亂走著。時間沒有終止，他經過了那些落地窗裡的人們，而我也是。

雨太大了，陽台積了水，盆栽的葉子上灑滿雨點，被大雨包圍，選一張合適播放的歌。
有點羨慕那種只要稍稍想念某個人就能感到安心的狀態。

「對不知名事物的垂涎，對新東西的貪得無厭，可以是一個激勵，但是不是一個可靠的方法可藉以推動自身朝向比較正確、營養的方向去。懶惰、惡習還有怯懦，常常使我分心。」

(Federico Fellini，虛構的筆記本，頁108)

與現實的邊緣摩擦－－《八月三十一日，我在奧斯陸》

清晨的陽光照在他的後頸上，他在那些攤著堆著照片的餐桌椅和各個角落都放著卸下來的畫，他的爸媽即將出售的舊家，晃轉了一會，打最後一通電話給伊莉絲，把鋼琴上的畫拿下來，抽了一本譜，坐下，開始彈奏。

我以為他的告別就到了尾聲。

世界如常。清晨的陽光也照在公園的椅子上，他和結婚有了兩個孩子好友坐在上面的談話，淺淺地浮在過多年前女友前晚派對的陽台，她對他說九年來無法懷孕，他吻她他希望有人還能夠被他打擾，陽光照在電車和街道上。他的自由。

別人如何都能夠擁有一些細小的對生活渴望呢，如何因為這些渴望活著呢。那不是他要的。可是他也不明白他要什麼。快樂好像輕而易舉。派對裡的陌生女孩亦是迷人的，大方的溫暖。伊莉絲始終沒有接電話。獨立的意思是，你和這個世界的連結那麼脆弱。

你應當愛人如己，他們說。可他們沒有教你情感時常一回身就發現只剩個名字。他們沒有教你如何彌補一切可能的傷害。家庭是什麼呢，與所愛之人共有的小單位，容忍彼此，容忍所有可能打擾你的瑣細事物，但他連所愛之人都沒有。或者是他傷害了愛他的人，對方從此離棄他的世界。語音信箱告訴他，嗨，我是伊莉絲，請留話。他掙扎著想要抓住。

開頭他像吳爾芙一樣往湖裡走去。只是他沒有像吳爾芙一樣再也沒有起來。朋友說，所以他不會死，他知道。可我一直覺得那個留下他從水裡起來的東西，模模糊糊卻一直消減。在公園的午睡他喃喃想著他成長的過程。彷彿別人都幸福快樂。

朋友說重新開始那麼難。要從哪裡重新開始?我卻以為他在不斷告別，你們的快樂再與我無關。



《八月三十一日，我在奧斯陸》Oslo, August 31st
Joachim Trier, Norway, 2011

(書摘)

昨天晚上，我夢到了畢卡索。這是我第二次夢見他。第一次(那時候的情況也是一片混亂，令人氣餒)我們在一間廚房裡，很明顯的那是他家的廚房，寬敞的廚房裡擺滿了食物、畫和顏料。我們聊了一整個晚上。在昨天裡夢裡則有一片汪洋大海，好像我從里米尼港口看到的那樣：天空陰鬱，疾風驟雨，暴風雨來臨時才有的白色浪峰點綴著墨綠、鉛灰色的浪潮。在我前方有一個人奮力划著手臂，光禿禿的腦袋浮出水面，只在後頸有一小綹白髮。他突然回過頭來：那是畢卡索跟我打手勢教我跟他前進，到一個可以找到美味海鮮的地方去。很美的夢，不是嗎?你說不是?

(Fedeico Fellini, 〈編故事〉，《虛構的筆記本》，商務，1997，P.105)

如果一個人從來無法被另一個人瞭解，便試著靠近。

打工工作的額外項目之一是剪報。
一日有十一份報，常常報紙配早餐，只是看起來過於閒適了點。其實快的話不用一個小時，如果沒有什麼需要另外影印的消息。但也常常疊好報紙各自歸位後才發現都要兩個小時過去了。
一直都想在各種訊息裡取得平衡。臉書有時把人弄得很疲乏。而看一堆報紙(可能是唯一)的好處是A報沒提供的細節B報有。
該注意關心思考然後究竟是不是可以有行動的事情那麼多。但昨天的報紙(剪報一向只剪過去)一則消息，一個大學女孩在生日這天從輕航機上躍下，留了字條給駕駛，非常禮貌，簡直是覺得字條打擾了駕駛似的，她說，我想我嚇到您了。
更生日報(剪報以來我才第一次知道有這份報紙，幾乎是花東報紙，但我還是不知道為什麼是更生日報)完整的刊登了字條的照片。
她說，這裡的一切都很美好，感謝您的付出。
她說，祝擁有超越事情表象的平靜。
飛了一百公尺，她應該知道從這裡跳下去沒有生的可能。沒有一份報紙試著對那兩句話說些什麼。大概也不知道該說什麼。看起來很好。
像任何一則離開民宿留給老闆的謝條，感謝招待，雙手合十，誠心誠意。
事情表象指的是什麼呢，是她的跳躍或是她的死嗎，或者是她央求幫忙所撒的小謊呢，駕駛先生大概真的覺得很倒霉吧。和跳樓比起來，從輕航機跳下來，可以看到的景致也許很棒。
報導都加了張老師專線告訴你再給自己一個機會。那好像是某個法律規定吧和未成年請勿飲酒一樣，彷彿18歲和張老師專線就是一則護身符，忘了邱妙津可是待過張老師專線的。
有人活得豐瑩有人破碎，有人拉拉扯扯。各式各樣。
我不覺得她很困惑。也不覺得她太年輕。
我只是覺得她體現了某種個人的極致。說不上好壞，她有自己決定的能力。
康德的自由是實踐自身戒律的自由。儘管有時候我覺得那很奇怪，也搞不太明白。
如果一個人從來無法被另一個人瞭解，便試著靠近。我是這樣想的。

Fedeico Fellini

書摘

「前幾天，當我有瀕死的感覺時，物體便不再擬人化了。原來一直像一隻奇怪的大蜘蛛或拳擊手套的電話。如今只是電話而已。也不是，連電話也不是，它什麼都不是，很難形容：我不知道那是什麼，因為體積、顏色和透視的概是了解事實的一種方法，是界定事實的一組符號，是一張地圖，一本可供大眾使用的公認的初級教科書，而對我來說，這種與物體之間的理性關係突然中斷了。有一次，為了滿足正在研究迷幻藥效應的醫生朋友們，我答應做他們的實驗品，喝下了攙有微量僅一毫克迷幻藥的半杯水。那一次，客觀的物體、顏色、光線，也都不再有任何可辨識的意義。那些物體是它們自己本身，浸浴在明亮而駭人的遼闊寂靜中。那一刻，你對物體不再關心，無需像阿米巴變形蟲那樣用你的身體籠罩一切。物體變得純潔無邪，因為你把自己從中抽離了；一次嶄新的經驗，就像人第一次看到大峽谷、草原、海洋。一個充滿了隨著你呼吸的韻律而跳動的光線和鮮活色彩的潔淨無瑕的世界，你變成一切物體，與它們不再有所區別，你就是那朵令人暈眩地高掛在空中的白雲，藍天也是你，還有那窗台上天竺葵的紅、葉子和窗簾布纖細的雙股緯線。那個在你前方的小板凳是什麼？你再也無法給那些在空氣中如波浪般起伏振動的線條、實體和圖樣一個名字，但沒有關係，你這樣也很快樂。赫胥黎在《知覺之門》(The Door of Perception)書中，聳人聽聞地描寫了這種由迷幻藥引發的意識狀態：符旨的符號體系失去了意義，物體因為沒有根據，沒有不存在的問題而令人放心。這是至福極樂。但是突然被排除在概念的記憶之外，讓你掉入無法承受的焦慮之深淵裡；那前一刻的狂喜轉瞬變成地獄。怪異的形體既無意義也沒有目的。那討人厭的雲，那教人難以忍受的藍天，那活生生的令人作嘔的雙股緯線，那你不知道是什麼東西的小板凳，把你掐死在無盡的恐懼中。」

「清晨五點，天才濛濛亮，布辜達(Burgunda)修女進來，黑色的頭巾像蝙輻的翅膀，一根根皮管銜在牙齒間，還帶著一大籃試管，像多瑙河的吸血鬼。她說：『我可以取一點您的血嗎，費里尼先生。』」

「晚上九點的時候，一名叫艾德美亞(Edmea)的護士來照顧我入睡。她站得離我很近，嘴唇上方有淺褐色的軟毛。她是法恩扎人。令我想起里米尼的保歐洛提(Paolotti)教堂的羅馬涅『女鬍子』。夜裡，我沒完沒了地叫她。她熱情地出現：『我再幫您泡一杯菊花茶？』她說，她爸爸一直到六十歲，都還把女朋友藏在雞舍裡，然後去雞舍找她們。他六十歲了，仍到處拈花惹草，還說：『我父母同意我們倆的事，我也舉雙手贊成，可是我老婆反對。』她認為她爸爸很幽默。」

「桌上有電報，我讓自己讀部長們拍來的草苺紅的那些。我彷彿身在天堂。有一天早上，門口出現一大束玫瑰，像波提切利(Botticelli)的畫中景象：試圖要進來的玫瑰，抖動、晃蕩的玫瑰，捧在兩位快樂蹦跳著的小修女手上。那是製衣商李索利在我們吵過架以後表示寬慰的玫瑰。我馬上打電話給李索利：『你的字條比抗生素還有效。』一個聲音取代了李索利，興高采列地告訴我：『費里尼，受勛者在哭！』就像《黑海盜》的片尾鏡頭。然後，李索利用哽咽的聲音接下去說：『你害我掉淚了。你剛剛跟我說的話太美了。』最後他還來病房看我。『我希望這場病讓你清醒一點。從今以後你不能再拍以前那種電影，否則腦袋會太累。現在你要聽我的話，拍我告訴你該拍的電影。』

有一天早上，在走道上我看見十幾個說希臘話的人，手上牽著好多氣球，有像龍的也有像大香腸的。他們不是來找我的。他們來探望一位中風的親戚。我看到病人，臉色蒼白，躺在床上，所有的氣球，黃的、紅的，頂著天花板。為什麼帶氣球？他們不知道帶什麼。橘子好嗎！餅乾好嗎？他們看到了氣球小販，所以就帶了氣球來。」


(Fedeico Fellini, 〈我記得…〉，《虛構的筆記本》，商務，1997，P.3-6選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