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可種植園主用五十萬雷伊斯的鈔票點煙」

「在巴西，可以很容易地把那些傳統的大莊園主，以及所有的顯赫人物封為『上校』(coronel)。書中的這一段引自若熱．亞馬多(Jorge Amado)1946年在蒙維多發表的小說"São Jorge dos Ilhéus"。書中還寫到，『可是，連孩子們都不去碰可可果。他們懼怕這種形狀像椰子、核子甜滋滋的黃色果實，因為可可使他們一生只能吃野果和乾肉。』實質上，『可可才是主宰一切的主人，連上校也對它敬畏三分。』(若熱．亞馬多，"Cacao"，布宜諾斯艾利斯，1935年)。1969年他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出版的另一部小說名叫"Gabriela, clavo y canela"，書中的一個人物在談到1925年的伊爾埃烏斯時，豎起大姆指說：『現在在我國北方，沒有一個城市的發展趕得上伊爾埃烏斯。』可是現在，伊爾埃烏斯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 Eduardo Galeano，〈蔗糖國王和其他的農業君主〉，註釋62，《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南方家園，2013。

「如果問我青春是什麼／一種下雨天很荒涼的平常」

(豐瑋，九月裡的三十年)

『他們又在門廊下逗留了一會兒，望著好似盛滿白雪的月亮從遠處湖泊所在之處冉冉浮現。夏日已遠，時值小春。草地冰涼，無霧也無露。他離去後，她會進屋燃燈闔窗，而他會沿著小徑走回鎮上。對這兩人來說，人生匆匆來了又走，留下的不是苦澀，而是遺憾，那並非理想的幻滅，那僅是未竟的痛楚。他們握手告別時，灑下的月光已足以讓兩人清楚看見彼此眼中積存的善意了。』


(Francis Scott Key Fitzgerald, 'The Lees of Happiness', 劉霽譯，《冬之夢 費滋傑羅短篇傑作選》p.143-144)

「對不知名事物的垂涎，對新東西的貪得無厭，可以是一個激勵，但是不是一個可靠的方法可藉以推動自身朝向比較正確、營養的方向去。懶惰、惡習還有怯懦，常常使我分心。」

(Federico Fellini，虛構的筆記本，頁108)

(書摘)

昨天晚上，我夢到了畢卡索。這是我第二次夢見他。第一次(那時候的情況也是一片混亂，令人氣餒)我們在一間廚房裡，很明顯的那是他家的廚房，寬敞的廚房裡擺滿了食物、畫和顏料。我們聊了一整個晚上。在昨天裡夢裡則有一片汪洋大海，好像我從里米尼港口看到的那樣：天空陰鬱，疾風驟雨，暴風雨來臨時才有的白色浪峰點綴著墨綠、鉛灰色的浪潮。在我前方有一個人奮力划著手臂，光禿禿的腦袋浮出水面，只在後頸有一小綹白髮。他突然回過頭來：那是畢卡索跟我打手勢教我跟他前進，到一個可以找到美味海鮮的地方去。很美的夢，不是嗎?你說不是?

(Fedeico Fellini, 〈編故事〉，《虛構的筆記本》，商務，1997，P.105)

Fedeico Fellini

書摘

「前幾天，當我有瀕死的感覺時，物體便不再擬人化了。原來一直像一隻奇怪的大蜘蛛或拳擊手套的電話。如今只是電話而已。也不是，連電話也不是，它什麼都不是，很難形容：我不知道那是什麼，因為體積、顏色和透視的概是了解事實的一種方法，是界定事實的一組符號，是一張地圖，一本可供大眾使用的公認的初級教科書，而對我來說，這種與物體之間的理性關係突然中斷了。有一次，為了滿足正在研究迷幻藥效應的醫生朋友們，我答應做他們的實驗品，喝下了攙有微量僅一毫克迷幻藥的半杯水。那一次，客觀的物體、顏色、光線，也都不再有任何可辨識的意義。那些物體是它們自己本身，浸浴在明亮而駭人的遼闊寂靜中。那一刻，你對物體不再關心，無需像阿米巴變形蟲那樣用你的身體籠罩一切。物體變得純潔無邪，因為你把自己從中抽離了；一次嶄新的經驗，就像人第一次看到大峽谷、草原、海洋。一個充滿了隨著你呼吸的韻律而跳動的光線和鮮活色彩的潔淨無瑕的世界，你變成一切物體，與它們不再有所區別，你就是那朵令人暈眩地高掛在空中的白雲，藍天也是你，還有那窗台上天竺葵的紅、葉子和窗簾布纖細的雙股緯線。那個在你前方的小板凳是什麼？你再也無法給那些在空氣中如波浪般起伏振動的線條、實體和圖樣一個名字，但沒有關係，你這樣也很快樂。赫胥黎在《知覺之門》(The Door of Perception)書中，聳人聽聞地描寫了這種由迷幻藥引發的意識狀態：符旨的符號體系失去了意義，物體因為沒有根據，沒有不存在的問題而令人放心。這是至福極樂。但是突然被排除在概念的記憶之外，讓你掉入無法承受的焦慮之深淵裡；那前一刻的狂喜轉瞬變成地獄。怪異的形體既無意義也沒有目的。那討人厭的雲，那教人難以忍受的藍天，那活生生的令人作嘔的雙股緯線，那你不知道是什麼東西的小板凳，把你掐死在無盡的恐懼中。」

「清晨五點，天才濛濛亮，布辜達(Burgunda)修女進來，黑色的頭巾像蝙輻的翅膀，一根根皮管銜在牙齒間，還帶著一大籃試管，像多瑙河的吸血鬼。她說：『我可以取一點您的血嗎，費里尼先生。』」

「晚上九點的時候，一名叫艾德美亞(Edmea)的護士來照顧我入睡。她站得離我很近，嘴唇上方有淺褐色的軟毛。她是法恩扎人。令我想起里米尼的保歐洛提(Paolotti)教堂的羅馬涅『女鬍子』。夜裡，我沒完沒了地叫她。她熱情地出現：『我再幫您泡一杯菊花茶？』她說，她爸爸一直到六十歲，都還把女朋友藏在雞舍裡，然後去雞舍找她們。他六十歲了，仍到處拈花惹草，還說：『我父母同意我們倆的事，我也舉雙手贊成，可是我老婆反對。』她認為她爸爸很幽默。」

「桌上有電報，我讓自己讀部長們拍來的草苺紅的那些。我彷彿身在天堂。有一天早上，門口出現一大束玫瑰，像波提切利(Botticelli)的畫中景象：試圖要進來的玫瑰，抖動、晃蕩的玫瑰，捧在兩位快樂蹦跳著的小修女手上。那是製衣商李索利在我們吵過架以後表示寬慰的玫瑰。我馬上打電話給李索利：『你的字條比抗生素還有效。』一個聲音取代了李索利，興高采列地告訴我：『費里尼，受勛者在哭！』就像《黑海盜》的片尾鏡頭。然後，李索利用哽咽的聲音接下去說：『你害我掉淚了。你剛剛跟我說的話太美了。』最後他還來病房看我。『我希望這場病讓你清醒一點。從今以後你不能再拍以前那種電影，否則腦袋會太累。現在你要聽我的話，拍我告訴你該拍的電影。』

有一天早上，在走道上我看見十幾個說希臘話的人，手上牽著好多氣球，有像龍的也有像大香腸的。他們不是來找我的。他們來探望一位中風的親戚。我看到病人，臉色蒼白，躺在床上，所有的氣球，黃的、紅的，頂著天花板。為什麼帶氣球？他們不知道帶什麼。橘子好嗎！餅乾好嗎？他們看到了氣球小販，所以就帶了氣球來。」


(Fedeico Fellini, 〈我記得…〉，《虛構的筆記本》，商務，1997，P.3-6選段)

「我希望您為我做一件事，您去隔壁的房間，為我把您的人生寫下來。您在一個鐘頭之內寫您的傳記。您的人生如何?告訴我您是誰。為什麼要為我工作?您的傳記要以這句話作結束：我能夠敘述有關我最重要的那件事情是……」

霍甫又躺了下去，開始耍玩他的球。他把秘書召來，由她帶我去一間小辦公室。

我能夠敘述有關我最重要的那件事，就是沒什麼好說的。我幾天前才和一位電影製片說過，這人正在找故事，稱之為「素材」，他想勸我寫一個劇本。

「寫點新鮮的，」製片說，「把您非說不可的事寫下來，那就是最好的素材。」

這個好人，他活在哪一個世界呀?有誰想知道這世界是怎麼一回事嗎?恐怖。美麗。冷漠。一種語言的形容詞夠嗎?

「我屬於那個沒有什麼非說不可的世代，」我說，「我們只需要功能罷了，我為了錢而寫，要簽約的，比較誠實。」

「但是您應該有什麼非說不可的吧?」

這位製片憂傷地望著我，而我像一個把一百歐元鈔票還給那位高貴的施予者的乞丐，還說出以下的話：
「謝謝，但我不喜歡您的長相。」

(Michael cornelius, 最美的時刻, p.73-74)

(書摘)

一八九六年，蕭伯納在尼采身上覺察到有一個不稱職的學士，因為他受到復興主義和古典派的束縛（《九十年代我們的戲劇》，第二卷第九十四頁）。不可否認的是，尼采為了把他的超級人類進化假設運用到達爾文的世紀，他在一本老掉牙的書裏是這樣做的，這本書是對所有《東方聖書》的難堪的諷刺。但是，他沒有冒險對未來生物種族的解部學或心理學提到一個字；他只是提到了其倫理，這與凱撒．博爾吉亞和北歐海盜是相同的（對現在和將來膽戰心驚）。

赫德糾正了查拉圖斯特拉的不謹慎和省略。就文字的行文而言，他擁有的風格是很差勁的；但連續閱讀它還是可以忍受的。他不相信超人，但他宣告人類才能的巨大進化。這種腦力的進化並不需要幾個世紀的長時間：在人體內具有永遠也不會窮盡的神經能量，使他具有不間斷的性，這不同於其他動物，因為它們的性是有時間性的。「歷史，」赫德寫到，「是自然歷史的一部分。人類歷史是心理上加快的生物學。」

我們對時間意識將來進化的可能性也許是這本書的基本主題。赫德認為，動物完全沒有這種意識，它們間斷的和有機的生命完全是現時的。這種判斷是古老的；因為塞內加在給羅西里奧最後的信札中早就提到了它了：（那種假設）如此活躍，雖然約略一提，卻引起了長期爭論……它也大量地存在於通神論的文學作品中。魯道夫．斯蒂納把礦石的無生命狀態同死屍的無生命狀態相比較；把植物悄然無聲的生命同人睡眠時的生命相比較；把動物暫時性的注意力同無條理做夢的疏忽的夢中人的暫時性注意力相比較。弗里茨．毛特納在他可敬的《哲學詞典》第三卷中，說「好像動物對時間的先後次序和存在只有一些含糊不清的預感。相反，人，如果他還是位新流派的心理學家，他就能分辨兩個間隔五百分之一秒的印象。」在蓋亞死後發表的一本書中－－《時間意識的起源》，一八九○年－－有兩三處相同的論述。烏斯賓斯基（《第三機體》，第十八章）並非不雄辯地正視了這個問題：他說，動物的世界是二維的，它們不能構思一個球體或一隻桶。對它們而言，每個角都是動心的，是時間的先後……像愛德華．卡彭特、利得比特、鄧恩、烏斯賓斯基一樣，他提出，我們的智力略去直線的、先後次序的時間，我們的智力就以天使般的方式直觀地感覺到宇宙：仰望不朽。

赫德取得了同樣的結論，其語言有時受到了心理學和社會學行話的感染。他取得或者說我認為他取得了結論。在他的第一部分，他肯定存在著我們人類穿越的一個靜止不動的時間。我不知道這個有名的論斷僅僅是對牛頓統一的宇宙時間的形而上學否定呢？還是從文字上肯定過去、現在和將來的共存。至少（鄧恩可能會說）靜止的時間在空間退化，而我們公轉的運動需求另一個時間……


(Jorge Luis Borges，〈討論集〉，385-386)

在衡陽路，白晝把心甩出胸膛，沿漠然
的建築物，緩緩垂下欲對我們日間的短
暫之仰視有所安撫而取下我們的水銀眼
鏡；心臟的血色晦黯又溫和，那巨大，
使他重新成為鼴鼠；我們都是沒經過窰
燒由自己燃就的木炭。如果有人向西行
去，祇因為銀幕上的風吹起來也冷；並
藉此以釀出些抽烟和喝酒的欲望。

(商禽．〈台北．一九六○年〉)

(書摘)

我無緣無故突然產生了一個古怪而強烈的想法：

我們之所以是人是由於忘卻和漫不經心。實際上，在唯一真實的現實中，我們是被捲入了其大無比的宇宙戰役中的一種生物，這個大戰役可能已持續了許多個世紀而且不知何時會結束，是否會結束。我們只是看到這個大戰役的某些反光－－那是在月亮的血紅色的東昇中，在火災和風暴的肆虐裡，在十月凝凍的落葉和蝴蝶失魂落魄的飛翔之間，在夜晚無限延長和正午突然停住的時間的不規則搏動裡頭看到的。因此我是一個天使或魔鬼－－被派來將一個生命同某種使命攪和在一起的天使或魔鬼，而這使命，要不就是不管怎樣都會自行完成，要不就是被我忘到九霄雲外。這忘卻是大戰役的組成部分，是對方的兵器，有人用它來打擊我，流血，讓我在片刻時間脫離這戰爭遊戲。所以我不知道我有多麼強大或多麼虛弱，我不了解自己，我什麼都不記得，因此我甚至沒有勇氣在自身尋找這種虛弱或這種強大。這是非同一般的感情－－深深埋藏在內心的某個角落，成為跟別人通常想像的完全不同的另一個人。而這並不會帶來不安，只會帶來輕鬆。無時無刻不深入到生活的各個方面的某種疲憊就會自行消散。

過了片刻這種強烈的感情就完全熄滅了，融化在具體的畫面中：通向走廊的敞開的門，睡著了的母狗，清晨來砌石頭矮牆的工人。


　　　　   　　　　　　〈慧星〉，Olga Tokarczuk，《收集夢的剪貼簿》，P.128-129

他並不尋求獨佔關係(佔有、嫉妒、爭吵)；他也不尋求一般性關係，也就是形成共同體的關係；他要的永遠是一種獨特關係，其特點是與眾不同，一種截然特殊的情感傾向，就像質地獨一無二的聲音。但這種獨特關係卻又有其吊詭之處，他可以輕易擴大：他只要獨特的一面；友誼圈子因此有太多雙人關係（太浪費時間，他必須逐一地去看朋友，他不要一群人、一隊人，或盛大的交際）。總之，他尋求的是一種不對等的同時又有所區別的複多。

－－Roland Barthes, 《羅蘭巴特論羅蘭巴特》

書摘2

在《Ignis fatuus，即給一個玩家玩的有教益的遊戲》一書中，對「第三世界」的描述是這樣開頭的：

在地和天之間存在著八層世界。它們一動不動地懸掛在空間，猶如通風晾曬的羽毛褥被。

「第三世界」是上帝很早以前創造的。祂從創造海洋和火山開始，而以創造植物和動物結束。但是因為在創造中，沒有任何壯麗輝煌和令人崇敬的東西，有的只是艱辛和勞動，上帝疲乏了，也感到失望和掃興，祂覺得新創造的世界枯燥乏味。動物不理解世界的和諧，沒有對世界表示驚嘆，當然也就沒有讚美上帝。動物只顧吃和繁殖後代。牠們沒有詢問上帝，為何創造出的天空是藍瑩瑩的，而水是濕淋淋的。刺蝟沒有為自己身上的刺感到驚奇，獅子也沒有對自己的牙齒感到詫異，鳥兒沒有去尋思自己的翅膀。

世界就這樣持續了很久，很久，使上帝厭煩得要死。於是上帝從天上到地上，將祂遇到的每一個動物強行安上手指、手掌、臉、嬌嫩的皮膚、理智和驚詫的能力－－祂想把動物變成人。然而動物根本就不想變成人，因為牠們覺得人很可怕，像妖魔，像怪物一樣可怕。於是牠們相互勾結；牠們抓住了上帝，把上帝淹死。這種狀況就這麼被保留下來，延續至今。

在「第三世界」既沒有上帝，也沒有人。(196-197)


(Olga Tokarczuk，〈遊戲的時間〉，《太古和其他的時間》)

書摘1

尼采寫到：「不渴望遙遠的幸運、恩典和祝福，只希望我們能夠生活到願意重新生活的程度，如此永遠。」(525)

涉及到了一個新問題，就是對這個論點的否定，而時間將會逐步完善它，－－一直完善到每個人都可以預見到自己的命運，並且寧願以另外一種方式行事的遙遠輪迴過程……此外，尼采從未向我們談起過對回復的記憶。關於這個明顯的肯定，內斯托爾．伊瓦拉寫到：「也有發生某種震撼我們的新情況，就像是一個回憶我們自認為已認出的東西和事件，其實我們肯定是第一次遇到，我想像這肯定是我們記憶的一種奇特的表現。起初某種認識還形成無意識。片刻之後，振奮中，這一回我們有了意識，我們的記憶開動起來，使我們感覺曾相識，但還不能確切的回憶，於是我們從時間上做大踏步後退，到離我們很遠的地方，重現某種過去的生活。而實際是剛發生的事，究其原因，是我們的漫不經心。」(528-529，註6)

(Jorge Luis Borges, 〈永恒史：輪迴學說〉, Obras Completas I)

「再說，這女孩專注於畫貝殼此一事實表示她在追尋形式的完美－－這世界可能具有完美，因而必須加以追求；我卻相反，多年來相信完美可遇而不可求；因而不值得關心，事物真正的本質只流露在分崩離析的狀態中。」

（伊塔羅．卡爾維諾，《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

「…我們在山裡迷了路，一天同時挨了暴雨和暴雪的鞭打。後來我們遇上了一群趕馬的牧人，又興高彩烈地跟著他們去浪游新疆。那時的我還不滿二十歲，我是抱著一匹馬的脖頸渡過額爾濟斯河的。河水冷得刺骨，汛期的雪水在河裡掀著大浪。我只記得滿河都響著馬群的嘶聲和哈薩克人粗獷的喊叫，馬蹄濺起的水珠在天空飄成一片濛濛的霧。上岸時我已經凍僵了，那些牧人把整瓶的烈酒灌進我的肚子裡。我說不出話來，我看他們也把整瓶的酒喝得乾乾淨淨。我一句話也沒說就醉了，我覺得他們那粗放的大笑在震撼著我的每一個細胞。我嘿嘿地笑著，後來在篝火旁睡熟了。第二天清晨我爬了起來，我一開口就發現自己的嗓音已經粗啞，帶著他們那樣的聲調。」

－張承志．北方的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