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又在門廊下逗留了一會兒，望著好似盛滿白雪的月亮從遠處湖泊所在之處冉冉浮現。夏日已遠，時值小春。草地冰涼，無霧也無露。他離去後，她會進屋燃燈闔窗，而他會沿著小徑走回鎮上。對這兩人來說，人生匆匆來了又走，留下的不是苦澀，而是遺憾，那並非理想的幻滅，那僅是未竟的痛楚。他們握手告別時，灑下的月光已足以讓兩人清楚看見彼此眼中積存的善意了。』


(Francis Scott Key Fitzgerald, 'The Lees of Happiness', 劉霽譯，《冬之夢 費滋傑羅短篇傑作選》p.143-144)

還是會想到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也許是因為我停留得太久，已經在這裡生了根吧。想不起是第幾次記起pent house咖啡那個下午的綠茶黑啤酒，那間店又是第幾次改頭換面到幾乎難以辨認的程度；它最近變成了一間百元火鍋店，生意很好，大概是因為天冷了。一樣的落地玻璃，一樣的閣樓小間，人們對座吃著暖呼呼的火鍋料理笑咪咪，店招在夜裡發亮。每一次那個下午的光線重新在想像中演繹過，我都感到心臟溫溫熱熱，再沒有了的剎那，我們在閣樓，我坐在面著L型落地玻璃的這一側，夏日陽光穿透落地紗質窗簾，時間就在那裡終止了，不怎麼樣的餐點，甜美輕快的店員，17歲，所有的17歲。妳把黑啤酒加進附餐的綠茶，拿了cocco最後一張精選到樓下問可不可以播放，店員爽快的答應了，綠茶很甜因此我以為黑啤酒是好喝的，我們最後是怎麼離開的呢?我們要回了那張CD了嗎?整間店整個下午空曠而可以任意揮霍，因為太渴望這種自由而把其他都耗盡了。其後很多年我都感到某種不得可和矯情。前方有一個拿著吉他的中年人，拿著的姿勢像是醉了，把吉他當作長柄刷那樣扛著，胡亂走著。時間沒有終止，他經過了那些落地窗裡的人們，而我也是。

雨太大了，陽台積了水，盆栽的葉子上灑滿雨點，被大雨包圍，選一張合適播放的歌。
有點羨慕那種只要稍稍想念某個人就能感到安心的狀態。

「對不知名事物的垂涎，對新東西的貪得無厭，可以是一個激勵，但是不是一個可靠的方法可藉以推動自身朝向比較正確、營養的方向去。懶惰、惡習還有怯懦，常常使我分心。」

(Federico Fellini，虛構的筆記本，頁108)

與現實的邊緣摩擦－－《八月三十一日，我在奧斯陸》

清晨的陽光照在他的後頸上，他在那些攤著堆著照片的餐桌椅和各個角落都放著卸下來的畫，他的爸媽即將出售的舊家，晃轉了一會，打最後一通電話給伊莉絲，把鋼琴上的畫拿下來，抽了一本譜，坐下，開始彈奏。

我以為他的告別就到了尾聲。

世界如常。清晨的陽光也照在公園的椅子上，他和結婚有了兩個孩子好友坐在上面的談話，淺淺地浮在過多年前女友前晚派對的陽台，她對他說九年來無法懷孕，他吻她他希望有人還能夠被他打擾，陽光照在電車和街道上。他的自由。

別人如何都能夠擁有一些細小的對生活渴望呢，如何因為這些渴望活著呢。那不是他要的。可是他也不明白他要什麼。快樂好像輕而易舉。派對裡的陌生女孩亦是迷人的，大方的溫暖。伊莉絲始終沒有接電話。獨立的意思是，你和這個世界的連結那麼脆弱。

你應當愛人如己，他們說。可他們沒有教你情感時常一回身就發現只剩個名字。他們沒有教你如何彌補一切可能的傷害。家庭是什麼呢，與所愛之人共有的小單位，容忍彼此，容忍所有可能打擾你的瑣細事物，但他連所愛之人都沒有。或者是他傷害了愛他的人，對方從此離棄他的世界。語音信箱告訴他，嗨，我是伊莉絲，請留話。他掙扎著想要抓住。

開頭他像吳爾芙一樣往湖裡走去。只是他沒有像吳爾芙一樣再也沒有起來。朋友說，所以他不會死，他知道。可我一直覺得那個留下他從水裡起來的東西，模模糊糊卻一直消減。在公園的午睡他喃喃想著他成長的過程。彷彿別人都幸福快樂。

朋友說重新開始那麼難。要從哪裡重新開始?我卻以為他在不斷告別，你們的快樂再與我無關。



《八月三十一日，我在奧斯陸》Oslo, August 31st
Joachim Trier, Norway, 2011

(書摘)

昨天晚上，我夢到了畢卡索。這是我第二次夢見他。第一次(那時候的情況也是一片混亂，令人氣餒)我們在一間廚房裡，很明顯的那是他家的廚房，寬敞的廚房裡擺滿了食物、畫和顏料。我們聊了一整個晚上。在昨天裡夢裡則有一片汪洋大海，好像我從里米尼港口看到的那樣：天空陰鬱，疾風驟雨，暴風雨來臨時才有的白色浪峰點綴著墨綠、鉛灰色的浪潮。在我前方有一個人奮力划著手臂，光禿禿的腦袋浮出水面，只在後頸有一小綹白髮。他突然回過頭來：那是畢卡索跟我打手勢教我跟他前進，到一個可以找到美味海鮮的地方去。很美的夢，不是嗎?你說不是?

(Fedeico Fellini, 〈編故事〉，《虛構的筆記本》，商務，1997，P.105)

如果一個人從來無法被另一個人瞭解，便試著靠近。

打工工作的額外項目之一是剪報。
一日有十一份報，常常報紙配早餐，只是看起來過於閒適了點。其實快的話不用一個小時，如果沒有什麼需要另外影印的消息。但也常常疊好報紙各自歸位後才發現都要兩個小時過去了。
一直都想在各種訊息裡取得平衡。臉書有時把人弄得很疲乏。而看一堆報紙(可能是唯一)的好處是A報沒提供的細節B報有。
該注意關心思考然後究竟是不是可以有行動的事情那麼多。但昨天的報紙(剪報一向只剪過去)一則消息，一個大學女孩在生日這天從輕航機上躍下，留了字條給駕駛，非常禮貌，簡直是覺得字條打擾了駕駛似的，她說，我想我嚇到您了。
更生日報(剪報以來我才第一次知道有這份報紙，幾乎是花東報紙，但我還是不知道為什麼是更生日報)完整的刊登了字條的照片。
她說，這裡的一切都很美好，感謝您的付出。
她說，祝擁有超越事情表象的平靜。
飛了一百公尺，她應該知道從這裡跳下去沒有生的可能。沒有一份報紙試著對那兩句話說些什麼。大概也不知道該說什麼。看起來很好。
像任何一則離開民宿留給老闆的謝條，感謝招待，雙手合十，誠心誠意。
事情表象指的是什麼呢，是她的跳躍或是她的死嗎，或者是她央求幫忙所撒的小謊呢，駕駛先生大概真的覺得很倒霉吧。和跳樓比起來，從輕航機跳下來，可以看到的景致也許很棒。
報導都加了張老師專線告訴你再給自己一個機會。那好像是某個法律規定吧和未成年請勿飲酒一樣，彷彿18歲和張老師專線就是一則護身符，忘了邱妙津可是待過張老師專線的。
有人活得豐瑩有人破碎，有人拉拉扯扯。各式各樣。
我不覺得她很困惑。也不覺得她太年輕。
我只是覺得她體現了某種個人的極致。說不上好壞，她有自己決定的能力。
康德的自由是實踐自身戒律的自由。儘管有時候我覺得那很奇怪，也搞不太明白。
如果一個人從來無法被另一個人瞭解，便試著靠近。我是這樣想的。

Fedeico Fellini

書摘

「前幾天，當我有瀕死的感覺時，物體便不再擬人化了。原來一直像一隻奇怪的大蜘蛛或拳擊手套的電話。如今只是電話而已。也不是，連電話也不是，它什麼都不是，很難形容：我不知道那是什麼，因為體積、顏色和透視的概是了解事實的一種方法，是界定事實的一組符號，是一張地圖，一本可供大眾使用的公認的初級教科書，而對我來說，這種與物體之間的理性關係突然中斷了。有一次，為了滿足正在研究迷幻藥效應的醫生朋友們，我答應做他們的實驗品，喝下了攙有微量僅一毫克迷幻藥的半杯水。那一次，客觀的物體、顏色、光線，也都不再有任何可辨識的意義。那些物體是它們自己本身，浸浴在明亮而駭人的遼闊寂靜中。那一刻，你對物體不再關心，無需像阿米巴變形蟲那樣用你的身體籠罩一切。物體變得純潔無邪，因為你把自己從中抽離了；一次嶄新的經驗，就像人第一次看到大峽谷、草原、海洋。一個充滿了隨著你呼吸的韻律而跳動的光線和鮮活色彩的潔淨無瑕的世界，你變成一切物體，與它們不再有所區別，你就是那朵令人暈眩地高掛在空中的白雲，藍天也是你，還有那窗台上天竺葵的紅、葉子和窗簾布纖細的雙股緯線。那個在你前方的小板凳是什麼？你再也無法給那些在空氣中如波浪般起伏振動的線條、實體和圖樣一個名字，但沒有關係，你這樣也很快樂。赫胥黎在《知覺之門》(The Door of Perception)書中，聳人聽聞地描寫了這種由迷幻藥引發的意識狀態：符旨的符號體系失去了意義，物體因為沒有根據，沒有不存在的問題而令人放心。這是至福極樂。但是突然被排除在概念的記憶之外，讓你掉入無法承受的焦慮之深淵裡；那前一刻的狂喜轉瞬變成地獄。怪異的形體既無意義也沒有目的。那討人厭的雲，那教人難以忍受的藍天，那活生生的令人作嘔的雙股緯線，那你不知道是什麼東西的小板凳，把你掐死在無盡的恐懼中。」

「清晨五點，天才濛濛亮，布辜達(Burgunda)修女進來，黑色的頭巾像蝙輻的翅膀，一根根皮管銜在牙齒間，還帶著一大籃試管，像多瑙河的吸血鬼。她說：『我可以取一點您的血嗎，費里尼先生。』」

「晚上九點的時候，一名叫艾德美亞(Edmea)的護士來照顧我入睡。她站得離我很近，嘴唇上方有淺褐色的軟毛。她是法恩扎人。令我想起里米尼的保歐洛提(Paolotti)教堂的羅馬涅『女鬍子』。夜裡，我沒完沒了地叫她。她熱情地出現：『我再幫您泡一杯菊花茶？』她說，她爸爸一直到六十歲，都還把女朋友藏在雞舍裡，然後去雞舍找她們。他六十歲了，仍到處拈花惹草，還說：『我父母同意我們倆的事，我也舉雙手贊成，可是我老婆反對。』她認為她爸爸很幽默。」

「桌上有電報，我讓自己讀部長們拍來的草苺紅的那些。我彷彿身在天堂。有一天早上，門口出現一大束玫瑰，像波提切利(Botticelli)的畫中景象：試圖要進來的玫瑰，抖動、晃蕩的玫瑰，捧在兩位快樂蹦跳著的小修女手上。那是製衣商李索利在我們吵過架以後表示寬慰的玫瑰。我馬上打電話給李索利：『你的字條比抗生素還有效。』一個聲音取代了李索利，興高采列地告訴我：『費里尼，受勛者在哭！』就像《黑海盜》的片尾鏡頭。然後，李索利用哽咽的聲音接下去說：『你害我掉淚了。你剛剛跟我說的話太美了。』最後他還來病房看我。『我希望這場病讓你清醒一點。從今以後你不能再拍以前那種電影，否則腦袋會太累。現在你要聽我的話，拍我告訴你該拍的電影。』

有一天早上，在走道上我看見十幾個說希臘話的人，手上牽著好多氣球，有像龍的也有像大香腸的。他們不是來找我的。他們來探望一位中風的親戚。我看到病人，臉色蒼白，躺在床上，所有的氣球，黃的、紅的，頂著天花板。為什麼帶氣球？他們不知道帶什麼。橘子好嗎！餅乾好嗎？他們看到了氣球小販，所以就帶了氣球來。」


(Fedeico Fellini, 〈我記得…〉，《虛構的筆記本》，商務，1997，P.3-6選段)

how we speak to each other

有所擺盪，有所動搖。

還不到七點太陽沉落了，河面仍一片光亮，晚霞是溫柔的，另一頭的暮色藍灰。一點鐘方向一顆早星，白色。非常安靜。幾艘船隻緩緩的背對著划出水痕。

一點點的話語可以支撐好一些吧。

想要保持平衡，想要做點什麼，想要為一些愚蠢的事道歉，想要得到別人的原諒。說不出口，或者說得太笨拙而被輕輕的擋掉了，你明白，誰都不欠誰什麼。那種不好受。

(還是給S)
1999，十四年前我們十四歲，那時我們還不認識。何欣穗的《完美小姐》發行，是錄音帶。幾年之後出了CD版妳買了然後把錄音帶送給我。那是什麼時候的事?我們下課把歌詞抄在小小的紙上，那時還非常流行傳紙條，可是我們不折起來，就一張，妳寫一句我寫一句畫滿整張紙。妳教我唱陶晶瑩的i feel blue，教我唱ciacia的自已餵狗，我們都覺得miss perfect就是在說自己，it's not ok裡那些歌詞「這世界總是讓男人得逞/了不起/讓我做徹底破壞規矩的人」，「你的咖啡不夠熱/啤酒不夠冷/都不是我的責任」，幾乎是我們某種女性主義的啟蒙，分心太悲傷，可是「你有彩色的面具/多變的表情/我只有/黑色的影」那種少女只能模糊揣想的複雜，或者一有人開口唱「everyday's a holiday」，另一個人就會跟著接「手指也會跟著/跳芭蕾」，以及那首非常迷幻非常快樂的2:54，叫吼著唱歌，很爽。可是那些B-side，我不想說話，十個氣球，都是妳唱了好幾次，我還沒學起來。後來那場在高雄的穗好巡迴，我和大學的朋友去了，買了EP害羞排隊簽名合照，後來回到台北工作，四十歲生日趴兼(暫時)告別演唱在河岸，我們去了，不想離開可是就要沒有捷運，離開時她正唱著黃色太空衣啊，她說頭髮那麼長是因為很害怕不知道要和理髮師說些什麼便一直沒有去剪頭髮，後來屋頂音樂她和馬念先應景地唱了屋頂，也在那裡第一次聽到後來成為單曲發行的我們快樂的向前走，單曲發行的時候我正好在書店工作，我知道妳一定會喜歡。後來台中風和日麗她和黃小楨穿著溜冰鞋出場大唱Micheal Jackson的Beat it，笑翻整場人，後來台北市長選舉，我很驚訝她去幫忙製作競選歌，即便如此Here to stay還是很好聽，我佩服她的政治表態雖然有些疑慮，我們都非常期待a better world可是，又那麼害怕傷害。我更喜歡她隱藏在九月露營人裡的she doesn't want to go home，lost in the wood，我是完全不懂編曲什麼的，但那種電子節拍完全對味，忽忽有一種，我們都變成什麼樣的人了呢，陌生又輕盈的感覺。妳知道那捲錄音帶還在嗎，就在書架上。很奇怪的，彷彿那麼多年過去了，我們還在，何欣穗還在唱，再怎麼改變也還令人安心。

(!!我竟然忘記我們一開始應該是在唱倒楣的啊!!!「我摸了口袋/想抽根菸/打火機/掉在車裡面」)

「我希望您為我做一件事，您去隔壁的房間，為我把您的人生寫下來。您在一個鐘頭之內寫您的傳記。您的人生如何?告訴我您是誰。為什麼要為我工作?您的傳記要以這句話作結束：我能夠敘述有關我最重要的那件事情是……」

霍甫又躺了下去，開始耍玩他的球。他把秘書召來，由她帶我去一間小辦公室。

我能夠敘述有關我最重要的那件事，就是沒什麼好說的。我幾天前才和一位電影製片說過，這人正在找故事，稱之為「素材」，他想勸我寫一個劇本。

「寫點新鮮的，」製片說，「把您非說不可的事寫下來，那就是最好的素材。」

這個好人，他活在哪一個世界呀?有誰想知道這世界是怎麼一回事嗎?恐怖。美麗。冷漠。一種語言的形容詞夠嗎?

「我屬於那個沒有什麼非說不可的世代，」我說，「我們只需要功能罷了，我為了錢而寫，要簽約的，比較誠實。」

「但是您應該有什麼非說不可的吧?」

這位製片憂傷地望著我，而我像一個把一百歐元鈔票還給那位高貴的施予者的乞丐，還說出以下的話：
「謝謝，但我不喜歡您的長相。」

(Michael cornelius, 最美的時刻, p.73-74)

(書摘)

一八九六年，蕭伯納在尼采身上覺察到有一個不稱職的學士，因為他受到復興主義和古典派的束縛（《九十年代我們的戲劇》，第二卷第九十四頁）。不可否認的是，尼采為了把他的超級人類進化假設運用到達爾文的世紀，他在一本老掉牙的書裏是這樣做的，這本書是對所有《東方聖書》的難堪的諷刺。但是，他沒有冒險對未來生物種族的解部學或心理學提到一個字；他只是提到了其倫理，這與凱撒．博爾吉亞和北歐海盜是相同的（對現在和將來膽戰心驚）。

赫德糾正了查拉圖斯特拉的不謹慎和省略。就文字的行文而言，他擁有的風格是很差勁的；但連續閱讀它還是可以忍受的。他不相信超人，但他宣告人類才能的巨大進化。這種腦力的進化並不需要幾個世紀的長時間：在人體內具有永遠也不會窮盡的神經能量，使他具有不間斷的性，這不同於其他動物，因為它們的性是有時間性的。「歷史，」赫德寫到，「是自然歷史的一部分。人類歷史是心理上加快的生物學。」

我們對時間意識將來進化的可能性也許是這本書的基本主題。赫德認為，動物完全沒有這種意識，它們間斷的和有機的生命完全是現時的。這種判斷是古老的；因為塞內加在給羅西里奧最後的信札中早就提到了它了：（那種假設）如此活躍，雖然約略一提，卻引起了長期爭論……它也大量地存在於通神論的文學作品中。魯道夫．斯蒂納把礦石的無生命狀態同死屍的無生命狀態相比較；把植物悄然無聲的生命同人睡眠時的生命相比較；把動物暫時性的注意力同無條理做夢的疏忽的夢中人的暫時性注意力相比較。弗里茨．毛特納在他可敬的《哲學詞典》第三卷中，說「好像動物對時間的先後次序和存在只有一些含糊不清的預感。相反，人，如果他還是位新流派的心理學家，他就能分辨兩個間隔五百分之一秒的印象。」在蓋亞死後發表的一本書中－－《時間意識的起源》，一八九○年－－有兩三處相同的論述。烏斯賓斯基（《第三機體》，第十八章）並非不雄辯地正視了這個問題：他說，動物的世界是二維的，它們不能構思一個球體或一隻桶。對它們而言，每個角都是動心的，是時間的先後……像愛德華．卡彭特、利得比特、鄧恩、烏斯賓斯基一樣，他提出，我們的智力略去直線的、先後次序的時間，我們的智力就以天使般的方式直觀地感覺到宇宙：仰望不朽。

赫德取得了同樣的結論，其語言有時受到了心理學和社會學行話的感染。他取得或者說我認為他取得了結論。在他的第一部分，他肯定存在著我們人類穿越的一個靜止不動的時間。我不知道這個有名的論斷僅僅是對牛頓統一的宇宙時間的形而上學否定呢？還是從文字上肯定過去、現在和將來的共存。至少（鄧恩可能會說）靜止的時間在空間退化，而我們公轉的運動需求另一個時間……


(Jorge Luis Borges，〈討論集〉，385-386)

在衡陽路，白晝把心甩出胸膛，沿漠然
的建築物，緩緩垂下欲對我們日間的短
暫之仰視有所安撫而取下我們的水銀眼
鏡；心臟的血色晦黯又溫和，那巨大，
使他重新成為鼴鼠；我們都是沒經過窰
燒由自己燃就的木炭。如果有人向西行
去，祇因為銀幕上的風吹起來也冷；並
藉此以釀出些抽烟和喝酒的欲望。

(商禽．〈台北．一九六○年〉)

要記得強大起來。在瑣碎面前毫不猶豫的強大起來。那是我所能給予的，所謂的強大，是視野和心的寬闊。